人大代表谭琳：性侵儿童案件定罪量刑标准需完善(6)

　　史卫忠：之所以要建立这项机制，首先，是遏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严峻态势的现实要求。其次，是避免未成年被害人遭受“二次伤害”的迫切需求。

　　传统办案模式下，侦查人员往往把未成年被害人当作取证的线索、破案的工具，其工作重心在于案件能否突破、顺利起诉和判决，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身体保护明显不够。实践中，一些地方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侦查人员普遍未能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的方式，还是靠反复、多次询问，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反复回忆、陈述其受害经过，进而加重了其身心伤害。询问期间，往往亦未能提供必要的心理介入或创伤治疗，导致被害人长久、持续地陷于痛苦深渊而难以自拔。

　　为此，我们要改进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方式，特别是在询问涉案未成年被害人时，询问方式、场所选择都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身心特点，确保有利于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安全，询问次数则应尽量做到一次到位，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办案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

　　反家庭暴力犯罪案件

　　贩卖亲生子女案时有发生，要主动作为依法打击

　　新京报：近年来家庭暴力犯罪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史卫忠：对于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始终坚持从严惩治、从严处理。比如，近年来，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防范机制的健全，盗抢、拐骗儿童的犯罪数量有所下降，但贩卖亲生子女的案件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加大对这类犯罪的打击力度，高检院挂牌督办了拖某某等人拐卖儿童案等系列案件。

　　对于其他常见多发的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强调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主动作为，依法打击。比如，虐待案件按照法律规定一般是自诉案件，但由于被害儿童往往无法自诉，检察机关就往往依法提起公诉。

　　新京报：应对家庭暴力，打击惩治是一个方面，如何对遭受暴力伤害的孩子提供及时有效的保护救助呢？

　　史卫忠：我们也认为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保证受害未成年人恢复健康正常的生活是最终目的。对于此类案件，绝不能“就案办案、判决了事”，需要给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及时有效的保护和帮助。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陆续探索出了“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加强监护干预等措施。对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依法不宜继续承担监护职责的，检察机关依法建议、督促、支持有关个人、组织、部门提起申请撤销监护权诉讼。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原生家庭对孩子的重要性。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监护情况，我们会进行评估，认为不必要剥夺监护权的，进行亲职教育和亲子关系修复工作，尽量改善原生家庭环境，改善亲子关系。

　　当然，事前防范比事后救济更重要。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也加强了有关法治宣传，推动建立完善针对未成年人家暴的事前预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