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气象与文化自信(4)

　　科举制度打开了人才的进路，使人才选拔的标准多样化。以考儒家经典为主的明经科入仕不再受重视，相反，不需要背古代儒家经典的进士科格外受青睐，这样，由过去比拼儒家经典转而比拼诗词歌赋，士人对现世的关怀大大超过了对古代的关注，因此出现“天下崇文”现象。“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通典·选举三》）士子潜心于科举之学，心怀功名利禄之想，对儒家伦理未必尽措于心。不少士子宗教情怀与世俗生活交织，功利之行与个人修养并重。隐逸出尘之思，仕途精进之念，矛盾地统一于他们身上。同时，社会上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有的人向往林泉丘壑，沉潜山水，崇道修身，不拘传统礼法；有的人为显亲扬名，奋不顾命，行全志立，殁而犹生。孝悌行为与出世情怀这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谐地并行不悖：一面张扬“孝行为立身之本”，一面信奉“出忠而入孝，开物履祥，任道而安时，功成而退迹”。社会对他们的包容度很高。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科举制改变了以往门阀地主为政治中心的格局，极大地刺激了文人从政、书生报国的理想、抱负与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杜甫《后出塞其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一时间，书生济世、寒士报国、扬名立万，侠骨柔肠，形成激昂奋进的大唐精神，蓬勃进取的时代气韵，刚毅雄浑的民族强音。
　　唐代科举取士率低，落第者众，而且即使及第，也未必能马上入仕，这种情况下，强大的边防需求，激发了文人投笔从戎、支边求功的欲望，他们渴望建功立业，而边塞将领可以自己用人，又为文人入幕提供了制度条件。“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丈夫一英雄（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李颀《送陈章甫》）；“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戴叔伦《塞上曲其二》）。这样也刺激了唐朝边塞诗的发展，2000首边塞诗相当于历朝边塞诗的总和。诗中，战鼓、铁马、鸣镝、热血交汇出一曲曲雄浑的报国乐章。即使仕途坎坷，依然痴心不改；无论战争艰苦，仍然矢志不移；哪怕路途遥遥，只管一往无前。他们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展示出无与伦比的文化自信。
　　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打击不言而喻，也被视为唐朝中衰的转折。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唐后，中央皇权不振，宦官专权，地方藩镇林立，割据自雄。总体上这一说法不错，但是，安史之乱后几代君主，并没失去文化自信，而是在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在重振中央皇权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史家认为，是安史之乱造就了武将群体的崛起，但事实上，从大唐开国以来，重文却并不轻武，文人意气风发，武将地位同样显赫。安史之乱后，绝大部分藩镇但求权力父子相承，得到中枢认可，并无推翻朝廷或兼并扩大版图之野心。很多节帅还自愿解除权柄，亲身入质长安，但求为一富贵闲人。这缘于中央两手抓的措施，一面对军功进行奖励，包括允许藩镇节帅自行委任官吏，赋税留于地方，以显示对忠诚的回报；一面倡导以君臣大义为核心的儒家礼法秩序，重塑中央权威。
　　以郭子仪为例。郭子仪坐镇汾州期间，曾向朝廷请求任命一县官，引起手下不解，恰巧敕书迟迟不下，郭子仪不以为恼反而高兴地向他们宣言：“自艰难以来，朝廷姑息方镇武臣，求无不得。以是方镇跋扈，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仪奏一属官不下，不过是所请不当圣意。上恩亲厚，不以武臣待子仪，诸公可以见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