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气象与文化自信(2)
2021-04-12 16:46光明日报浏览:次
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政策,造就了唐朝士人的包容心态,许多士人自由出入儒道释之间,他们的思想开放,精神富足。以诗歌为例,初唐的诗歌创作,主要是以唐太宗李世民及其群臣为中心展开,尽管梁陈宫体诗仍然是初唐诗歌的主流,重辞采声律,感情的纤弱、诗风的绮靡仍有很大影响,但是统一的新时代、新气象,启迪着诗人们寻找新的道路、新的表现方式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有的诗人有意识突破了宫廷诗的范围,把视野打开,将诗歌题材和内容伸向诸如离别、怀乡、边塞、市井、自然山水、理想抱负等,有的诗人多述怀言志或咏史之作,内容刚健质朴。如王绩、杜审言、宋之问等人的诗中出现一种质朴清新、宁静淡泊的境界,积极进取的精神。“初唐四杰”骆宾王、王勃、杨炯、卢照邻的诗,重视抒展一己之情怀,作不平之鸣,因此在诗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昂扬壮大的情感气势,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现实意识、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在陈子昂、张若虚等初唐诗人那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反映了初唐士人的精气神,眼界和胸怀非前人可比,他们注重生命体验,重视干预现实,开创了有唐一代的诗风,奠定了律诗的范型。这以后,诗歌更成为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到了盛唐时期,各类诗人更是繁星闪耀,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各显才华,各竞风流。
到中唐时期,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之称的韩愈,又打起复古的旗号,引领了一场社会思想文化运动。韩愈认为,儒家的道统自孟子以后中断了,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汉儒以来的经学传统。因而,他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挽救世风和社会危机。以道统论为新思想,以古文运动为载体,以反对崇佛为武器,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培育健康的精神生活为号召,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实际上是一场“儒学+文艺”复兴运动,展示出强烈的文化自信。
唐三彩载乐驼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与世界的交流和国力的强盛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唐朝人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强大的国力特别是经济的支撑。唐朝经济实现了类似于今天的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两相结合的双循环模式。
内部,唐朝实行土地公有制,即授田制,历史上叫均田制。隋朝末年因为战乱产生大量无主田地,使均田制得以施行,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农业的发展。政府依户籍授田,区分公私两区,公私折中。连和尚道士、尼姑女冠都有授田。土地买卖的限制也有所放宽。同时,唐朝还实行职分田、公廨田和公廨钱制度。职分田就是将一部分土地授给士兵和官员,士兵依靠种田取得军费(府兵制),官员根据职分在职分田内领取俸禄。公廨田是为保障地方官员的生活和幸福感,按官署等级划出一片田地供官员租给农民耕种,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经费。这种自给自足式的养兵养官模式虽然有弊端,但确保了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员的需求,也有利于生产力的复苏。
财税制度上则实行与授田制匹配的租庸调法。租庸调按丁征收,政府为民置产,因其产而缴税,没有重征累民之弊,又防止兼并之风。同时,土地与户籍挂钩,开征户税和地税。地税是按调交纳粟、麦、稻二升,充实义仓;户税则根据户内丁男多寡分成九等开征。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严重,逃户增多,财政出现危机,唐肃宗时宰相刘晏实行赋税制度改革;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按田亩的多少收地税,按户等的高低抽户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唐朝整体税负较低,大约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二,相当部分财富集中在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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