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气象与文化自信(3)

　　唐朝农业发展较快，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增长，天宝八载（749年），官仓存粮达9600万石。长安洛阳米价最低时的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每斗价仅十三文。饮茶的习俗，从南方传到北方，逐渐普及，唐代中期建立茶税，成为重要的税源。手工业有了官营和私营之分，唐代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丝、麻为主要纺织对象，白瓷、唐三彩等特色陶瓷业发展成熟。金银器制造业汲取了西域的一些技术有了长足进步。
　　交通方面，陆路以长安为中心，水运以洛阳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运河贯通南北，驿站、邸店（相当于物流中心）成为重要的配套设施。出现了城市商品经济和长安、洛阳、苏州、扬州、广州、成都等商业中心。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形“飞钱”出现。尤其是江南经济持续发展，开始超越黄河流域，一枝独秀。即使是“安史之乱”后，华北残破，但唐政府仍可以依赖江南经济而持续其统治。
　　更引人注目的是旅游成为唐代人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一种需要。官员宦游，富商市游，僧道玄游，士人漫游，平民郊游，形式多样。由于唐代社会氛围相对宽容，节假日众多，鼓励休假游乐，因而出现了许多旅游达人，如唐玄宗、李白、刘禹锡等。特别是城市居民的节假日郊游，成为唐代一景。由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唐朝政府“斥远游，主近游”，因此，城市的人文景观，周边的自然山水成为人们郊游的好去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活跃了旅游经济。唐朝甚至还出现女性游乐的风景，女性出游之风遍布了都市和乡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这是由于男女平等的风尚显然激发了女性的自信。唐诗中不乏丈夫对妻子的关怀，女性争取爱情的例子也并不鲜见。
　　对外，唐代海外贸易兴盛。从广州经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抵达印度、锡兰、再西入波斯湾、亚丁及红海地区的航路，成为主要运送丝绸的海上丝路。《新唐书·阎立德传》记载：贞观年间阎立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船五百艘”。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达的范围，已及于新大陆发现之前的世界大部分地区，犹太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等中东商人纷纷来唐经商。唐朝江海沿岸的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扬州等城市，因海外贸易的繁荣，快速兴盛起来，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政府特别设置“市舶使”，管理蕃船的进出以及征税事务，不仅尊重外籍商人的习俗和信仰，而且一些境外货币还可以在唐朝流通。有研究表明，直到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仍然有12万人以上。陆上丝路在汉代基础上继续向南北扩展，唐代贾耽《皇华四达记》中记载有安东道、渤海道、大同云中道、回鹘道、西域道、天竺道、吐蕃道等10余条商路，直到“安史之乱”才被迫中断。经济“外循环”与“内循环”互相促进，扩大了唐朝与世界的交流和国力的强盛，提振了唐人的文化自信。

 

唐代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宋代摹本），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天生我材必有用，愿得此身长报国
　　唐朝的建立最初是依靠关陇贵族势力的支持，统一后，唐太宗为巩固政权，一面打击关陇势力，一面兴科举起用寒族士子。这样，门阀制度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初兴，迅速激发起士人上进之心。
　　虽然唐朝承续了秦汉以来的身份等级制，并且形成了严格的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但是，到唐朝中期，由于商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强，不服法令自动迁移者越来越多，成为政府关注的一件大事，人称为“逃户”。大历元年（766年），唐政府不得不承认逃户的合法性：“逃亡失业，萍泛无依，时宜招绥，使安乡井。”因此，人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造成“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社会对富人的容忍度大大提高，富民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士”主要就在富民阶层中兴起，地方精英、文官家族，大部分来自富民，士转型成为世家大族。新兴士阶层之崛起，出现新型伦理，旧思想与传统秩序被打破，以新兴进士取代士族门阀，“以庶族寒门而登第，庶几可以无家族势力之弊端”。士风也显示出空前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