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紧箍咒降服“马路杀手”(5)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万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发表看法称，检察机关对涉嫌醉驾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决定不移送审查起诉，都是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从程序上处理案件的法定方式，并不是说犯罪嫌疑人就无罪，更不是法外施恩放纵犯罪。
　　徐进还告诉记者，“醉驾入刑”不应“松绑”的另一理由在于刑法的良好预防作用，自“醉驾入刑”以来，因其导致的交通事故数量呈现下降趋势，有效遏制了交通肇事罪等犯罪的发生。
　　“从实践层面看，‘醉驾入刑’不能‘松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刚刚深入人心，一旦‘松绑’，酒后驾驶行为很可能大幅反弹，之前积累下来的良好效果也将随之大打折扣。”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说。
　　关于这一点，郭梁也颇为赞同。郭梁认为，从严治理酒驾醉驾是国际大势，也应是司法导向，如果醉驾处罚“松绑”，不仅会造成刑法适用上的不平等，还将削减对醉驾行为的惩罚力度，削减刑法威慑力，影响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醉驾入刑”不会轻易“松绑”，长效治理仍是大势所趋。
　　顾大松认为，“醉驾入刑”只有保持连续性、一贯性、一致性，方能继续发挥好交通安全风险预防的作用。
　　“保持政策连续性、一致性，就是保持政策的有效性，防止朝令夕改导致禁而不止、令而不行，这一点尤为重要。”黄晋涛说。
　　在郭梁看来，无论从立法初衷，醉驾治理现实，还是从民生安全方面考量，醉驾治理都应当始终坚持“从严惩治”的司法导向，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规范统一法律适用不断强化实施效果
　　201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2019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审判执行数据，在审结的刑事案件中，危险驾驶罪首次超越盗窃罪，排在第一位。
　　“近年来，我国私家车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汽车驾驶人基数有了很大增长，而‘醉驾入刑’后，相关部门严格执法，对醉驾行为严格入刑打击，醉驾案件数量自然随之大增。”顾大松对《法制日报》记者说，“与此同时，我国治安环境日渐良好，盗窃等违法犯罪数量较之前亦有所下降，相比之下，危险驾驶罪的增长也就显得更加突出。”
　　郭梁分析称，以宁德为例，当地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机动车数量逐年增加，饮酒聚会也相对增多，由此导致酒驾甚至醉驾数量增长，加之宁德交警对酒驾醉驾违法犯罪始终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开展大整治行动，使酒驾、醉驾无处躲藏，相关司法部门依法严格惩治，相关案件数量也由此大幅上涨。
　　“醉驾作为危险驾驶罪的一种被纳入刑法，从公布实施至今，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醉驾引起的交通事故，达到了预防犯罪的效果和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醉驾的情节认定和量刑标准还有待细化，需要以各地实践为基础，不断进行规范、完善。”黄晋涛说。
　　采访过程中，包括黄晋涛在内的多位法律界人士充分肯定了“醉驾入刑”取得的积极效果，但也提出，相关法律规定仍有进一步优化完善的空间。大家纷纷建议在保持政策连续性、一贯性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更好地发挥“醉驾入刑”在惩治犯罪和警示震慑方面的作用。
　　黄晋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刑法修正案（八）和两高一部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对“醉驾”的判定标准，对如何判定及处理醉驾指明了大方向，但各地情况不尽相同，需要依据现实情况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同时，醉驾在司法实务中存在轻重不同的情节，法律法规应进一步细化完善不同情节的适用标准，从而进一步提高司法公正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