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礼金五花八门金额攀升 人情味不能变成人情债(3)
2019-07-01 15:03 法制日报浏览:次
韩俊分析称,《指导意见》里的政策导向非常清楚,分别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核心价值观,实施乡村文明培育行动,发挥道德模范的引领作用,加强农村文化的引领等四个方面,对这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但在刘飞翔看来,人情礼金在乡村熟人社会环境中,可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直接严厉禁止、搞一刀切,在某种意义上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断裂。
朱启臻也认为,彻底地强制禁止其实并不可取,“因为很难划清界限。正当的礼尚往来和恶俗的人情礼金很难彻底划清界限,因为这二者间没有明确界限。从监管来说,监管人情礼金也存在一定难度”。
“对于人情礼金问题要引导,而不是简单否定,要看它对过去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政府应该扮演引导角色,如针对愈演愈烈的乡村红白喜事,通过村规民约、道德劝说、树立标杆等去引导。从村干部做起,从党员做起,发挥示范效应。”刘飞翔建议。
不过,韩俊也直言,要约束攀比炫富、铺张浪费行为,并非通过发文或开会就能解决。一些地方可在政府引导下,农民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村规民约,把一些约束性强的措施写入村规民约。有些地方建立了村庄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都是一些群众性的自治组织。通过以上措施,较好地解决了相应的问题。
“希望政府能引导村民,自下而上地参与协商,通过村民民主协商形成相关制度。通过大家普遍认同的方式,将其变成一种制度和规矩,让大家自愿遵守。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刘飞翔说。
“针对人情礼金的约束,需要慢慢来,做好引导与宣传,让大家感觉到,这种攀比不是越高越好。攀比不是好现象,但也不要取缔它,有的地方可能就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新事新办,移风易俗就是消灭风俗。还是应该通过创新教育宣传,让相关文明逐渐发生好的变化。”朱启臻说。(赵 丽 程雪涵)(责任编辑:刘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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