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礼金五花八门金额攀升 人情味不能变成人情债(3)
2019-07-01 15:03 法制日报浏览：次
人情味不能变成人情债
中央发文要求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陋习天价彩礼
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乡风异化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和有悖家庭伦理、社会公德的做法
政府应引导村民自下而上地参与协商，通过村民民主协商形成相关制度，让大家自愿遵守，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名目繁多的宴席、五花八门的礼金、节节攀升的彩礼……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乡风异变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6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根据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发现，当下农民消费第一支出为食品，很多农民第二支出是人情礼金，超过看病支出。韩俊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等做法。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自治力量，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持之以恒，方能让好家风、新乡风由部分地区的小气候变成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大气候。
礼金名目五花八门
金额标准不断攀升
据韩俊介绍，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1995年农村常住人口达到峰值是8.6亿人，去年农村常住人口只有5.6亿人，20多年来减少了3亿人。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过程中，各种思潮冲击交汇、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遭到冲击解构。现在农村在乡村文明方面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一些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盛行。
这样的问题对于张元(化名)来说，早已变成苦恼，甚至上升为家庭矛盾。
出于各种考虑，在北京打工的张元今年春节没回皖北农村老家过年。但为了看望家中父母，他特意在春节前回去了一趟。
“回去一趟，一万多元没了。”张元举起右手，伸出一个手指头。除了给父母5000元外，其他的钱全部随了人情。
4个晚辈赶在春节前结婚，每人随礼2000元；其他乡亲结婚宴请，每家一两百元；有生孩子的、盖新房的、给老人祝寿的等，看亲戚关系远近，每家一两百元。
同样为此苦恼的还有家住山东的王平(化名)。
“从以前到现在，这些人情礼金已经从婚丧嫁娶、金榜题名等大喜事，演变到幼儿满月、小孩升学、住址搬迁等琐碎杂事。我听同事说，有的农村贫困地区，夫妻离婚、外出青年工作者异地买房等情况也在请客收礼。”王平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给父母一些钱用于人情礼金，今年已经给了父母8000元。
不少受访者向记者吐槽，很多农村地区的人情礼俗消费以赠送礼金为主要形式，且金额标准逐渐攀升。
“20世纪80年代，农村碰到重要的红白喜事，一般都是送点日常用品或者鸡蛋、白砂糖、罐头等实物，邻里一起出出力帮帮忙，那时候很少有人出礼，而且出多出少也没有固定标准。现在，人们的收入高了，都愿意出现金而不是送鸡蛋和帮忙，而且包现金更有面子。如今，农村地区人情礼俗交往中赠送礼物的现象几乎消失了，基本变成赠送礼金这种形式，而且礼金标准也在不断增加，平均金额差不多都要200元至500元左右，关系相对紧密的亲友礼金标准要千元以上至2000元左右，甚至更多。”张元告诉记者，很多时候，人际关系的亲疏程度与礼金金额的多少挂钩，并且普遍坚持“回礼金额”比“收礼金额”多的原则，“好像就是以此来充分表达对亲友的感激之情，导致礼金标准不断提高”。
中央发文要求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整治农村婚丧陋习天价彩礼
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乡风异化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和有悖家庭伦理、社会公德的做法
政府应引导村民自下而上地参与协商，通过村民民主协商形成相关制度，让大家自愿遵守，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名目繁多的宴席、五花八门的礼金、节节攀升的彩礼……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种不好的风气，导致随礼返贫、因婚致贫屡见不鲜。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乡风异变不仅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甚至成为农民小康路上的沉重负担。
6月2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根据农业农村部驻村调查发现，当下农民消费第一支出为食品，很多农民第二支出是人情礼金，超过看病支出。韩俊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丧大操大办等做法。
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专家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自治力量，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持之以恒，方能让好家风、新乡风由部分地区的小气候变成全社会共同遵循的大气候。
礼金名目五花八门
金额标准不断攀升
据韩俊介绍，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1995年农村常住人口达到峰值是8.6亿人，去年农村常住人口只有5.6亿人，20多年来减少了3亿人。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过程中，各种思潮冲击交汇、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遭到冲击解构。现在农村在乡村文明方面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一些地方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攀比之风盛行。
这样的问题对于张元(化名)来说，早已变成苦恼，甚至上升为家庭矛盾。
出于各种考虑，在北京打工的张元今年春节没回皖北农村老家过年。但为了看望家中父母，他特意在春节前回去了一趟。
“回去一趟，一万多元没了。”张元举起右手，伸出一个手指头。除了给父母5000元外，其他的钱全部随了人情。
4个晚辈赶在春节前结婚，每人随礼2000元；其他乡亲结婚宴请，每家一两百元；有生孩子的、盖新房的、给老人祝寿的等，看亲戚关系远近，每家一两百元。
同样为此苦恼的还有家住山东的王平(化名)。
“从以前到现在，这些人情礼金已经从婚丧嫁娶、金榜题名等大喜事，演变到幼儿满月、小孩升学、住址搬迁等琐碎杂事。我听同事说，有的农村贫困地区，夫妻离婚、外出青年工作者异地买房等情况也在请客收礼。”王平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给父母一些钱用于人情礼金，今年已经给了父母8000元。
不少受访者向记者吐槽，很多农村地区的人情礼俗消费以赠送礼金为主要形式，且金额标准逐渐攀升。
“20世纪80年代，农村碰到重要的红白喜事，一般都是送点日常用品或者鸡蛋、白砂糖、罐头等实物，邻里一起出出力帮帮忙，那时候很少有人出礼，而且出多出少也没有固定标准。现在，人们的收入高了，都愿意出现金而不是送鸡蛋和帮忙，而且包现金更有面子。如今，农村地区人情礼俗交往中赠送礼物的现象几乎消失了，基本变成赠送礼金这种形式，而且礼金标准也在不断增加，平均金额差不多都要200元至500元左右，关系相对紧密的亲友礼金标准要千元以上至2000元左右，甚至更多。”张元告诉记者，很多时候，人际关系的亲疏程度与礼金金额的多少挂钩，并且普遍坚持“回礼金额”比“收礼金额”多的原则，“好像就是以此来充分表达对亲友的感激之情，导致礼金标准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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