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黑名单制度清理违法洼地(3)

　　“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政企共治、联防联治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趋势，无论是在疫情上、交通上，还是在物流上，互联网企业都拥有比政府机关更多的数据量（如疫情防控所需要的行动轨迹信息等），且对信息数据的处理有更前沿的技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说，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以政府监管的管理模式，会慢慢过渡到政府和企业联合进行社会治理，尤其在信息数据平台治理上，应该以政企合作为主，甚至在个别领域以企业自治为主。
　　建立“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高艳东看来，会让疫情防控的效率更高，弥补政府因缺乏技术和信息资源等造成的物资或信息调度中的短板。
　　高艳东补充道，政企共治是我国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也是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对全球的一个重要贡献。
　　终结各自为战木桶效应 仍然适用未来假货治理
　　平台之间的联合也非常有必要。
　　根据上述机制，各大电商平台通过“黑名单”中的信息比对，可以及时掌握自家平台内已被其他电商平台清退的不法商户情况，并按各自的平台规则采取接续清退措施。
　　在此次跨平台联防联控过程中，5家平台企业共发现并清退跨平台不法商户26户，其中阿里、京东各从其他平台公布的违规商家中比对清退1家，苏宁清退2家，平台联手遏制违法商户的效果初显。对于暂时不存在跨平台经营的被清退商户，平台也会主动将其纳入限制入驻平台的主体名单，不再接纳不法商户的入驻申请。
　　“它有效弥补了平台各自为战的缺陷，防止了‘木桶效应’。”高艳东解释说，平台上的假冒伪劣产品治理状况，不是取决于治理水平最高的平台，而是最低平台的治理标准。
　　“假货治理如果遭遇违法洼地，即当一个平台严格执法，对制售假货的商家封号了，这个商家又快速转移到其他平台，继续从事违法违规活动，那么对于疫情防控中涉疫假冒伪劣产品的治理就会非常不利。”高艳东说。
　　高艳东提醒，平台治理各自为战，没有形成信息共享机制，或者违法犯罪的联防联控机制，正是导致违法商家“打游击战”的原因。
　　高艳东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新举措，实行数据共享机制、违法信息分享机制，打破了数据孤岛，防止违法违规“洼地”形成，可以有效威慑违法违规店家，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效果。
　　“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建立，让率先提出共建问题商家“黑名单”倡议的阿里深受鼓舞。
　　“希望各方继续积极协查，持续挤压作恶者的生存空间，严防疫情期间假货‘治理洼地’出现。”阿里平台治理部负责人说，早在2月4日，阿里就呼吁所有电商平台携手将问题商家拉入“黑名单”，断绝他们在其他平台继续作恶的机会，让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
　　刘晓春也曾经在研究假货治理的过程中呼吁要建立以“黑名单”为代表的跨平台协作以及政企协作机制。“很高兴这一共治机制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期间得到了有效运作，也希望这一实践能够为形成长效共治机制打好基础，在平衡好各方利益、确立明确而合理的‘黑名单’准入条件的基础上，为促进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典范。”
　　高艳东认为，这种治理模式不仅适用于当下的疫情防控，也适用于未来的假货治理，从而形成“好人一路绿灯，坏人寸步难行”的良好营商环境。
　　高艳东建议，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各大平台信息共享，建立整体黑名单制度，提升电商平台合法经营的能力，促进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记者 张维)（责任编辑：刘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