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精准科学用好问责“利器”(3)

　　假问责乱问责仍存
　　问责规范性须提升
　　今年1月，因阳市烟花厂重大爆炸事故和谎报事件，湖南省纪检监察机关对29名公职人员追责问责。
　　2019年12月4日，浏阳市碧溪烟花制造有限公司13号工房发生重大爆炸事故，造成13人死亡、1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944.6万元。
　　湖南省纪委省监委调查认定，这是一起由浏阳市澄潭江镇原党委书记刘法裕指使，镇党委镇政府部分班子成员参与，浏阳市个别领导干部默许纵容，部分领导干部失察造成的有组织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谎报事件。
　　湖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事件中失职失责和谎报的澄潭江镇、浏阳市、长沙市和湖南省省应急厅总计29名公职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其中，湖南省纪委省监委对在爆炸事故及谎报事件中失职失责失察、负有领导责任的浏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新伟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给予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黎春秋党内警告处分；给予长沙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建平诫勉。同时，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副巡视员龚伟兵等相关部门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问责处理。
　　问责的领域并不局限于重大安全事故，还包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力。
　　今年8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山东通报5起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力受到问责典型问题。
　　山东省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原党委书记、院长、理事长彭建林因党委领导弱化及班子成员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正是其中一起典型问题。
　　通报称，2013年1月至2017年10月，彭建林担任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党委书记期间，奉行“好人主义”，导致医院党委会和行政办公会合并召开，变成原院长段明福的“一言堂”，医院党委会和党委书记职权弱化，党内监督乏力，民主集中制形同虚设，破坏了单位政治生态，其后段明福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彭建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信息，还有扶贫领域因失职失责被集中通报的典型案例。
　　例如，今年7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陕西通报4起扶贫领域失职失责典型案例。
　　2019年2月，凤县扶贫办拨付唐藏镇林麝产业扶贫基地建设资金120万元，但由于合作洽谈进展缓慢，直至2020年4月唐藏镇才与合作方签订协议。2020年3月县扶贫办拨付唐藏镇资金25万元用于修建香菇扶贫示范园，截至2020年5月，仅有17.8万元形成实物工程量，近30%资金处于闲置状态。这两起脱贫工作落实不力问题的发生，影响扶贫产业发展。
　　对此，唐藏镇党委书记张继军、镇长杨晓东，负有重要领导责任。2020年5月，张继军、杨晓东受到谈话提醒处理。
　　《法治日报》记者统计发现，一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重大安全事故、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扶贫攻坚等领域总计通报典型案例和问题140多起。
　　在任建明看来，根据《问责条例》，党委（党组）应当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纪委应当履行监督专责，协助同级党委开展问责工作，两者紧密结合。基于此，围绕党中央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进行执纪监督，正是党内问责制度的一大特色。
　　宋伟认为，这些领域问责案例较为集中，反映出当前领导干部失责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领域性特征，也说明各级党委纪委紧盯这些与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相关的领域，发现问题即通过问责方式倒逼责任落实。
　　“《问责条例》实施一年以来，问责“利器”的运用得到了整体性提升，然而在问责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加强的方面：一是问责成效仍然存在层层递减，基层的假问责、乱问责现象仍然存在；二是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具有复杂性问题的问责力度仍然不足，导致类似相关问题很难铲除。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不断提升问责制度运用的规范性、精准性和科学性，发挥问责制度的综合效应。”宋伟称。（记者 陈磊）（责任编辑：刘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