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的背后(4)

　　“解决问题不只是用对抗的方式，环境问题本质是公共物品的管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何通过多方有效博弈，尽量把外部负面问题最小化。”张伯驹说。
　　从有争议的环评报告，到沉默的专家群体，从慷慨激昂的环保人士，到措辞谨慎的地方官员，人们围绕“云南绿孔雀案”的不同态度，呈现出多元的利益诉求。
　　聊起吃水问题，李兴贵指着平房上的水塔对记者说，水是从26公里外的哀牢山引过来的，“这10年天气太干燥了”。
　　“村民只能种烤烟等抗旱作物，如果水电站建起来，取水更方便，土地利用率会提高，气候也会湿润些，能给群众带来好处。”祁芸说。
　　对于人口不足30万，以采矿、冶炼为主要产业的新平县，这样的大型项目对县域经济发展同样重要。“新平没什么出口产业，消费人口基数小，经济不发达，主要靠投资拉动。”一位当地干部坦言。
　　王定周初步估计，受益于水电站的老百姓，光新平就不少于5万人。
　　“个人角度看，水电站利大于弊，能解决下游防洪、农灌、饮水问题，周边村民可以发展种植、养殖。”据王定周介绍，戛洒江水电站已在新平上缴耕地占用税、植被恢复费共3.8亿元。
　　即使工程下马善后也很棘手
　　日前，记者来到新平县水塘镇，在临街一栋外墙无标识的楼房，找到“新平公司”的办公场所。附近的超市老板说，平时楼里还有人进出。
　　不远处的嘉诚酒店3层外墙上，还挂着“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的横幅。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曾签约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他们退租2个月了。公司人多的时候，租了六七间房办公，现在里面都空着。”嘉诚酒店女老板说。
　　2018年，云南省发布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区域。“生态红线是不可调的，这个项目往下建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赵兴有说。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早在2006年就已立项，此后经国家与省级相关部门层层审批，直到2016年导流洞工程开工。
　　据王定周透露，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平县就在戛洒江规划了3个梯级水电站，其中两座因种种原因取消。
　　过去，为保障电力供应和西电东送，云南加快小水电开发。新平县有1江32条河的水能资源，陆续建起20多座小水电站。
　　“云南生物多样性太丰富了，随便砍一片树林都是好地方，开发时很容易造成生态破坏。”张伯驹说。
　　一审中，“新平公司”辩称：“水电站极有可能无法继续建设，因此原告起诉的前提不复存在。”
　　张伯驹向记者透露，对方在二审中仍坚持这个意见，“但拿不出事实证据，也没有提供划入生态红线的相关行政文件，声称无法建设是大概率事件。”
　　对此，张诚民向记者解释说：“生态保护红线由原来环保部门主导，现在移交给自然资源部，当时生态红线的评估调整，要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包括正面准入清单和负面清单。目前，红线内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很多管理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张伯驹认为，“如果真的证明没法建了，败诉我们也认。不能口头说，没有任何事实支撑，就让我们撤诉或判败诉。”
　　在他看来，如果水电站能永久停工，对绿孔雀栖息地的影响没那么大，“毕竟还没做大江截留，也没做清库蓄水。”这正是预防性公益诉讼对生态环境事前救济的价值所在。
　　如今，这座“等待二审判决”的水电站，已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即使不干了，还有一堆善后的事务要处理，后续工作很棘手。”徐春文感慨道，项目停建后，占用的672亩土地要复垦给农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