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的背后(3)

　　绿孔雀是我国本土的原生孔雀，曾遍布西南多省，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所写即为绿孔雀。从唐朝铜镜、宋代瓷器到明清官服，均有绿孔雀的元素。
　　李永明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绿孔雀在全县都有分布，主要生活在半山上。
　　徐春文认为，“以前农民在高海拔种地填不饱肚子，就改到低海拔的地方种，并到山下四处放牧，把绿孔雀栖息地压缩了”。
　　历史上，人类农业活动一直威胁绿孔雀的栖息地。随着农民改种甘蔗、柑橘等作物，绿孔雀食物逐渐减少，加上捕猎与用农药包衣种子，绿孔雀惨遭猎杀毒杀，栖息地生境不断消失。
　　根据“昆明动物所”1991年至1993年的调查结果，绿孔雀仅现于云南西部、中部和南部，野生种群数量约为800-1100只。北京动物园滑荣等人在2015年至2017年的调查中提及，我国现存野生绿孔雀种群数量约为235-280只。
　　而公开资料多引述的“不足500只”说法，则来自“昆明动物所”等单位2014年至2017年的调查。由于数量濒危，野生绿孔雀被列为我国Ⅰ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传言比大熊猫还稀有的野生绿孔雀种群，到底数量多少，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就连曾拍摄到绿孔雀和发现其踪迹的环保人士，也对其种群数量说法不一。
　　生态保护能预防就不去追惩
　　2013年底，一次绿汁江河谷季雨林调查，让顾伯健成了绿孔雀生存危机的“吹哨人”。
　　这位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生，留心到当地老乡频繁提及的绿孔雀和计划建设的水电站。
　　“由于半山适宜盖房耕作，绿孔雀栖息地被压缩到河谷地带。水电站一旦建起来，就把栖息地淹没了。”顾伯健曾为此多方反映，但收效甚微。
　　直到2017年3月，此事引起云南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的注意。“云南人印象中孔雀很普遍，连我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都是这种感觉。”虽说早在2000年，他也曾拍到过绿孔雀，却没引起过多关注。
　　“忽视绿孔雀这么多年了，感觉自己非常失职，只能努力弥补。”他开始四下呼吁，保护绿孔雀“最后一片完整栖息地”，并联合“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给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发出停建水电站的紧急建议函。
　　期间，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两篇报道，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同年7月，“自然之友”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水电站建设将淹没绿孔雀栖息地为由，把“新平公司”、总承包方及受托编制环评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此外，由于在水电站环评审批时，淹没区内的陈氏苏铁，尚未被列入世界苏铁名录。环评既未对其进行评价，也未采取保护性措施，因此成为案件争议焦点之一。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看来，“环评手续该盖的章都盖了，但珍稀物种竟没引起重视，属于重大疏漏。”
　　“绿孔雀案的标志性意义在于，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理念，过去这类诉讼几乎都是事后，这次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可以减少或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在北京北三环外的华龙大厦办公室里，张伯驹告诉记者。
　　“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重要生物可能区域性灭绝。赔偿几亿甚至几十亿，也无法恢复以前的样子。要治病于未病，能预防就不去追惩。”张伯驹说。
　　1984年出生的张伯驹，回忆自己刚工作时，眼见一片森林被砍伐，在现场哭一场，却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无力感很强。
　　有段时间，他曾辞职去读书，希望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待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