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王国＂的覆灭—北京隆达控股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案剖析(2)
2019-10-23 14:40 中国纪检监察报浏览：次
"独立王国"的覆灭
——北京隆达控股及下属印包集团、制版厂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案剖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案件！
4个党组织和13名领导干部被追责问责，其中，涉及市管干部5人！
这起案件的“主角”就是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隆达控股）、北京隆达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包集团）及其下属制版厂（以下简称制版厂）。
2017年11月，北京市委巡视组进驻隆达控股开展巡视。不久之后，该公司二级企业印包集团及其下属的制版厂进入了市委巡视组的视野。
制版厂，始建于1955年，是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老字号”国有企业，其制版工艺曾盛极一时。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制版厂开始向物业经营转型。2000年至2007年，经过多次重组，制版厂最终成为隆达控股下属印包集团所属企业。
拒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擅自推进“改革”，实行“自治”……2009年7月到2017年11月，制版厂脱离党的领导和监督长达8年，俨然一个“独立王国”。
那么，一个国有企业是怎么成为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一级党组织明目张胆对抗上级决策，上级党委、纪委又为何长期放任不管？
全面“自治”，成立“两委会”对抗上级决定——
一次党组织隶属关系的调整拉开了“独立王国”的序幕
王强，时任制版厂厂长。在该厂由制版主业向物业经营转型的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带头作用。2007年，由于不满印包集团党委将制版厂党支部划归印包集团下属物业公司党委管理的决定，王强开始以“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探索职工自治”为名，提出组建所谓的“企业管理委员会”。
“当时王强是厂长，很有威望。既然他说要改革，厂里的干部职工都认为肯定是越改越好，所以当时没人提出质疑。”制版厂副厂长马洪钦介绍。
在没有履行请示报批程序的情况下，王强擅自组织召开了企业职工大会，并自行选举产生“企业管理委员会”“企业监督委员会”，还制定相关工作条例，提出由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行使企业行政管理权和决策权，甚至讨论决策“三重一大”事项。由此，“两委会”开始成为制版厂和王强个人对抗上级决定的一种“护私”手段。
“按照党章和相关法律法规，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履行保障和监督的职责；企业厂长行使经营管理职权；职工代表大会则行使民主管理职权。三者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发挥作用。但在制版厂，‘两委会’的作用完全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管理上当时已经出现了问题苗头。”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但后来，时任印包集团党委书记杨维义听取王强口头汇报时却并没有引起重视，将这一问题进行搁置。
“我觉得，杨维义没有及时警觉，就是缺乏政治意识，没有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事情可能的发展趋势，这也造成了‘两委会’后来逐渐越权管理企业。”印包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邢立平懊悔地表示。
怪象频出，完全进入无组织状态——
自行罢免上级任命的新厂长；换届选举期间，上级领导进厂监督，却连制版厂大门都没进去
2009年6月底，印包集团党委决定，免去王强制版厂厂长职务，由时任物业公司党委书记、经理王某某兼任厂长，这一决定，再次触动了制版厂有关人员的敏感神经，他们担心个人利益受损，作为老厂长的王强更是心有不甘。
——北京隆达控股及下属印包集团、制版厂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案剖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案件！
4个党组织和13名领导干部被追责问责，其中，涉及市管干部5人！
这起案件的“主角”就是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隆达控股）、北京隆达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包集团）及其下属制版厂（以下简称制版厂）。
2017年11月，北京市委巡视组进驻隆达控股开展巡视。不久之后，该公司二级企业印包集团及其下属的制版厂进入了市委巡视组的视野。
制版厂，始建于1955年，是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历史的“老字号”国有企业，其制版工艺曾盛极一时。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制版厂开始向物业经营转型。2000年至2007年，经过多次重组，制版厂最终成为隆达控股下属印包集团所属企业。
拒不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擅自推进“改革”，实行“自治”……2009年7月到2017年11月，制版厂脱离党的领导和监督长达8年，俨然一个“独立王国”。
那么，一个国有企业是怎么成为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一级党组织明目张胆对抗上级决策，上级党委、纪委又为何长期放任不管？
全面“自治”，成立“两委会”对抗上级决定——
一次党组织隶属关系的调整拉开了“独立王国”的序幕
王强，时任制版厂厂长。在该厂由制版主业向物业经营转型的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带头作用。2007年，由于不满印包集团党委将制版厂党支部划归印包集团下属物业公司党委管理的决定，王强开始以“厂务公开、民主管理”“探索职工自治”为名，提出组建所谓的“企业管理委员会”。
“当时王强是厂长，很有威望。既然他说要改革，厂里的干部职工都认为肯定是越改越好，所以当时没人提出质疑。”制版厂副厂长马洪钦介绍。
在没有履行请示报批程序的情况下，王强擅自组织召开了企业职工大会，并自行选举产生“企业管理委员会”“企业监督委员会”，还制定相关工作条例，提出由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行使企业行政管理权和决策权，甚至讨论决策“三重一大”事项。由此，“两委会”开始成为制版厂和王强个人对抗上级决定的一种“护私”手段。
“按照党章和相关法律法规，国有企业党组织要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用，履行保障和监督的职责；企业厂长行使经营管理职权；职工代表大会则行使民主管理职权。三者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发挥作用。但在制版厂，‘两委会’的作用完全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管理上当时已经出现了问题苗头。”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但后来，时任印包集团党委书记杨维义听取王强口头汇报时却并没有引起重视，将这一问题进行搁置。
“我觉得，杨维义没有及时警觉，就是缺乏政治意识，没有准确地判断出这个事情可能的发展趋势，这也造成了‘两委会’后来逐渐越权管理企业。”印包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邢立平懊悔地表示。
怪象频出，完全进入无组织状态——
自行罢免上级任命的新厂长；换届选举期间，上级领导进厂监督，却连制版厂大门都没进去
2009年6月底，印包集团党委决定，免去王强制版厂厂长职务，由时任物业公司党委书记、经理王某某兼任厂长，这一决定，再次触动了制版厂有关人员的敏感神经，他们担心个人利益受损，作为老厂长的王强更是心有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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