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报背后 | 揭开违规办宴隐身衣(3)
今年以来,华电集团公司纪检监察工作人员紧盯关键环节、关键岗位、关键人员加强监督检查,持之以恒纠治“四风”。这是工作人员收集“四风”问题线索的场景。(华电集团公司纪检监察组供图)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一起是华电蒙能金通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公司)原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杨宝智借操办其子婚宴敛财等问题。
通报显示,2020年元旦前,杨宝智在为其子操办婚宴过程中,违规收受42名管理和服务对象礼金共计4.65万元;2020年3月,经杨宝智同意,该公司设立“小金库”涉及金额50万元,用于支付其违规吃喝等费用。此外,杨宝智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最终,杨宝智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撤职处分,违规收受的礼金予以退还。
1 “总以为不主动通知下属,收了礼就不算违规”
杨宝智受到处理,要从今年6月至8月间的6份信访举报件说起。
6月23日、7月22日和8月21日,华电集团公司纪检监察组分3次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鄂尔多斯市纪委监委转来的6份信访举报材料转交该公司纪检监察组北京监督中心办理。举报材料主要反映杨宝智私自低价销售煤炭未入公司账目、滥用职权、利益输送等问题。
7月底,北京监督中心对有关问题线索进行初步核实。在与金通公司员工谈话了解相关情况时,一名员工的一句话引起了核查人员的注意:“他儿子结婚的时候我们还送过礼。”
杨宝智给儿子操办婚宴时收受过员工的礼金?这其中是否收受了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是否明显超过正常礼尚往来?核查人员在找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后,决定找杨宝智谈一谈。
谈话伊始,杨宝智知道纸包不住火,就如实说明了自己的违纪事实。“虽未通知公司下属参加,但实际前一天部分人员赶到大同随礼”“祈祷着入乡随俗能侥幸过关,没有主动向组织讲清楚”。
原来,2019年12月15日,杨宝智在山西大同雁北宾馆为儿子操办婚宴前,向单位提交了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申请报备表。当时,杨宝智虽未告知公司下属,但还是有很多下属知道后,或赶至婚礼现场、或代人转达,送去礼金。其中,金通公司副厂级以上7人,金额合计1.3万元;中层干部13人,金额合计1.6万元;一般员工21人,金额合计1.55万元。和金通公司有业务往来的鄂尔多斯市双盛达商贸有限公司一客户,送了礼金2000元。上述礼金,由金通公司综合部主任和调度指挥中心负责人通过微信或现金方式转交杨宝智的妻子。
“作为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我抱着随大流心理,对下属送礼没有及时制止,也没有及时退钱”“总以为不主动通知下属,收了礼就不算违规”……缺乏敬畏,心怀侥幸,让杨宝智突破了纪律底线。
经查,杨宝智还存在牵头私设“小金库”,将低价销售煤炭所得50万元入账“小金库”,用于对外协调27.67万元、购买50箱白酒6万元等,造成企业经济损失98.88万元;收受所在单位职工现金6万元的问题。2020年11月,杨宝智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撤职处分,违规收受的礼金予以退还,违法收受的6万元现金主动上交集团公司账户,“小金库”剩余资金11.08万元已退交金通公司账户。
2 好面子、讲排场与借机敛财并存,化整为零、多次操办规避监管
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是中国的传统民俗。但一些党员干部热衷于大操大办、奢靡浪费,使婚丧喜庆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的监督检查力度不断加大。今年1至11月,全国共查处违规操办婚丧喜庆问题2955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33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512人。对比往年同期数据可以看出,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纠治“四风”的高压态势,党员干部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行为明显有所收敛。但从各地通报的案例看,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规避组织监督的行为仍时有发生。
有的好面子、讲排场,热衷于大操大办。如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程食品分公司安全生产部主任刘艳凯为其子操办婚礼,安排其在安全生产部的管理对象负责现场记账、引导等工作。分公司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职工共计71人参加婚宴,刘艳凯收取上述人员中69人给予的礼金,共计人民币4.5万元。目前,刘艳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受的礼金已退还。
有的未按规定报告或不如实报告操办情况。如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盐和特殊食品监督管理处处长史全力,未向组织报备,违规操办婚宴并收受6名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共计1.8万元。此外,史全力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今年10月,史全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其违纪违法所得被收缴。
有的借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敛财,违规收送礼品礼金。2018年1月,重庆市巫山县原环保局党组书记宋正堂向组织报告拟为其子操办婚宴,申报宴请范围为管理服务对象以外的亲友。2018年2月4日,宋正堂为其子操办婚宴,多名管理服务对象参加。宋正堂违规收受14名管理服务对象礼金3.35万元,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退还所收受礼金。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中玩起了“躲猫猫”,企图规避监管。化整为零、多次操办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如山西省太原工人北文化宫副主任郭新平在为其子操办婚事过程中,未按规定申报,先后分四次在不同酒店设宴50桌,并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
记者注意到,有的党员干部担心暴露,自己不出面,安排或者默许由非党员干部的亲属、朋友等人代为操办、代收礼金。
3 借宴席联络人情、攀附关系,借人情往来掩盖送礼和敛财之实
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持之以恒纠治“四风”的当下,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仍然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甚至通过阳奉阴违、化明为暗等方式掩人耳目,这背后的原因究竟何在?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认为,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盲目攀比、讲排场、好面子等糟粕导致大操大办的社会风气仍有残留。
“孩子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就想热闹热闹”“都是人情往来,不好意思不收”“按照以往的习俗操办的”……相当一部分涉事人员谈起自己的违纪问题时,都归咎于“礼尚往来”“风俗人情”,认为人情社会,不能自己没面子,也不能驳了别人的面子。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了大操大办的‘家底子’,特别是受传统习俗影响,普遍认为宴席就应该搞得热热闹闹,即便没有‘家底子’,也要打肿脸充胖子,把宴席办大撑面子。”云南省普洱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认为,与此同时,受基层熟人社会的影响,大家觉得宴席上被邀请是看得起的表现,从而导致越请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