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会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协同发力 剑指药企带金销售(2)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受疫情影响,行政处罚结果公布时间由去年延至今年。这次针对医药企业的检查是由14个监管局和31个财政厅(局)共同完成,本次公开的是由财政部有关监管局检查的药企,其余各省的处罚还在进行。检查发现的其他违法违规问题,移交主管机关处理。
　　专家指出,此次财政部和国家医保局的联合检查,是从会计信息质量检查角度助力医药改革、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的一次行动,检查对医药企业违规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也释放出加强财会监督的信号。
　　实际上,医药企业销售费用过高、研发投入不足一直是行业通病,销售费用畸高也是医药行业的“雷区”。
　　2019年5月12日,步长制药就曾因此接受上交所问询。年报显示,2018年步长制药销售费用80.36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59%,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市场、学术推广费及咨询费74.86亿元,占比超90%。根据回复,步长制药销售费用组成中市场活动费占比近四成。
　　有专家指出,企业书面财务即使做得再漂亮,也可能存在报表造假的情况,有些费用从财务上看是合理的,但从业务上考虑则是不合理的。药品的真实成本就是如此。
　　由于职能分割,懂审计懂财务的人未必懂得药品的业务流程,而“医保局懂药品、财政部懂财务,两者结合,能够更好地彻查问题。”
　　对不同类型的药企成本进行摸底,被视作为挤出药价水分做准备。吉林大学教授朱迅认为,此次检查既能规范企业销售行为,也能在摸清企业成本和利润的情况下,更好推进药品降价工作,挖掘医保存量空间,降低不合理费用。
　　斩断医药腐败链条,亟待系统整治带金销售 
　　4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江西永昌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龙勇,涉嫌行贿犯罪,目前接受江西省监委监察调查,已被采取留置措施。3月23日,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昆明天添欣药业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守军、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营销一部总监何燕等人因涉及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原副院长马林昆严重违纪违法案,已被留置。
　　医药行业卷入行贿案,并不鲜见。一直以来,药品销售商和个别医院领导、医务人员利益牵扯颇深,重销售、轻研发已成为不少药企的痼疾。2020年,某西南知名药企销售费用达37.95亿元,研发费用仅为1.81亿元。此次财政部通报检查结果,“带金销售”便成为一大关键词。
　　数据显示,我国约有八成的药品经过医院渠道卖出。小小一片药,从生产企业到患者,需要历经公立医院药品采购的诸多环节,药企支付给招标机构、医院负责人、医药代表、医生等的费用,最终都会叠加在这片药的售价上。
　　无论是销售费用过高,还是成本、收入上的数据造假,背后都指向医药行业的带金销售模式。这些中间费用转嫁到药价上,是药价虚高的“直接推手”,最终蒙受损失的是国家医保资金和患者。
　　究其深层次原因,专家表示:“一方面是供给端,医药行业同质化竞争太严重,想扩大销量,只能从营销下手,最快的途径便是给予回扣。另一方面是使用端,对医生拿回扣的处罚仍不够严厉,收入结构也成问题。”
　　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估计,目前中国的医药代表人数约在百万人左右。药品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医药代表作为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的纽带,对其职业行为的监督既必要、也必须。如果放任其采用种种不正当手段为药品谋求医院“入场券”,则势必违背这一职业的设立初衷。一些抵挡不住诱惑的医务人员为获取丰厚的“定向”回扣,很可能采取多开药、开贵药、开指定药等有悖医德的方式谋利。
　　“回扣是桌子底下的事情,但可能会对桌子上的事情有影响。”斩断医药腐败链条,遏制医药费用不合理过快增长,是当下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