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随笔》：张恨水是如何写北京的(2)

《北京人随笔》 张恨水 著 谢玺璋 编 北京出版社

　　张恨水祖籍安徽潜山，享年72岁，但他的一生，有一多半儿是在北京度过的。他1919年秋天来到北京，那一年他24岁。许多年后他忆及此时依然还记得：“……天色已经黑了，前门楼的伟大建筑，小胡同的矮屋，带着白纸灯笼的骡车，给我江南人一个极深刻的印象。”
　　张恨水怀抱着读书深造的愿望来到北京，但残酷的现实很快就让他打消了不切实际的念头。只有先安顿了自己的身子和肚子，才能论及其他。而作为一介贫寒的书生，他唯一能做的，不过卖文而已。就这样，他在北京扎下了根。除了抗战期间曾离京赴渝，他这一辈子半数都厮守在北京。他在这里娶妻生子，建功立业，直到终老于此，对北京可谓一往情深，至死不渝。这里固然有他的事业，有他的读者，但不可否认，把他留在北京的，主要还是这里的文化气韵。即使远离北京，住在重庆南温泉的那些年，魂牵梦绕于他的，还是北京的花草、胡同的叫卖声，或厂甸的书画、北海的景致。这期间，他的散文集《山窗小品》和《两都赋》，以及小说《巴山夜雨》，都融入了他对北京的深深思念。
　　京味儿文化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的涵养：其一，北京作为古都、政治文化中心，得天下英才而聚之，遂有士大夫文化的滥觞与流布，其文脉可谓源远流长；其二，清朝统治近300年，实行旗饷制度，俗称“铁杆庄稼”，旗人除了当兵披甲，不得务农经商，亦不得科举入仕，安坐而仰食，久而久之，固然腐化了八旗铁骑，却也养成一种闲适、随性、精致、温厚的京城文化；两种文化的合流与交融，形成了北京特有的古老厚重、博大精深的文化氛围。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这里发生的，但北京敦厚宽容、平和幽默的文化底蕴，不仅将新文化融入萧散悠远的古都韵致之中，而且，古都文化与新文化的相得益彰，更营造出一种兼容并蓄的人文气息，与俗中见雅、雅不避俗的审美趣味和情致，浸润与滋养着这座城市的居住者，成为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张恨水是个颇有才情的外省青年，一直向往着名士才人优雅的闲情逸致，而不新不旧的北京恰好与他所自称的“不新又不旧”相契合。他在这里流连忘返，乐不思“皖”，也算是其来有自。
　　因此，张恨水笔耕一生，有许多文字是关于北京的。他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小说家，他的所谓“四大名著”——《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有三部，其中的故事都发生在北京。自然不止这三部，另外还有如《京尘幻影录》《交际明星》《天上人间》《春明新史》《斯人记》《落霞孤鹜》《夜深沉》《五子登科》等，都从不同侧面对北京的市井世相，以及北京人的生活方式、行为做派、处世态度有很生动的表现。作为建构文学北京的重要参与者，张恨水的叙事作品具有鲜明、地道的“北京气派”，突出表现在对自然景物及市井风貌和居住环境的描写、“京白”即老北京方言土语的运用，以及民风民俗的描写等方面。他笔下的旧都风情，就像一幅栩栩如生的民国北京（北平）的风俗长卷，其中既有普通市民，也有政界、军界、商界、学界、演艺界的各色人等，是对都市生活的全方位展示，也是今日北京人怀旧的重要资源。
　　张恨水固以小说名世，但他毕生的职业却是报人。而且他的报人生涯，亦始于北京，终于北京。因此，他笔下的北京，自然兼有报人和文人的双重特点。作为文人，他的散文写作直接承袭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意象和风格的营造更多地沿袭了明清小品的特点。按照他的说法，他写散文，“走的是冲淡的路径，但意识方面，却不随着明清小品”。事实上，当时有很多文人，都对明清小品情有独钟，而他所看重的，正是明清小品平淡自然、不尚辞藻，却又韵味深长的审美境界。同时，他亦警惕其不食人间烟火的习气。所以他说：“三十五岁以后，对散文我有两个主张，一是言之有物，也就是意识是正确的（自己看来如此），二是取径冲淡。”所指大概就在这里。他还说：“冲淡写的不好，是一盆冷水，教人尝不出滋味。”也就是说，好的散文，既要冲淡，又要淡而有味，乏味的冲淡只能说是寡淡，是不被读者认可的。他的散文集《两都赋》和《山窗小品》就实践了这种审美主张。其中每篇只有千字左右，写景、状物、叙事、记人，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人物、小事物，经他锦心秀笔的描摹，都成了诗意盎然的隽秀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