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困局如何破解(3)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对个人信息进行“精准画像”，是保护自然人权利、遏制信息侵权的基础，而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则是实行保护的关键，“《民法典》第1035条明确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的原则：合法、正当、必要，不得过度处理，且需符合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等4项具体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虽已勾勒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但其主要聚焦的是遭受侵害后的法律救济问题，若要进一步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针对性，依然需要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专门立法。
　　“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不是单纯地增加一部法律，而是要解决目前面临的难题，同时还要考虑今后新技术发展带来的知情同意方式的变化。”周光权告诉记者，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从立法的角度对数字时代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规制，“譬如平台不能向用户仅推送个性化信息及广告；所收集的个人图像、个人身份特征信息只能是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不得公开或者向他人提供，等等。”
　　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规定，企业出现相关违法行为，可处以五千万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营业额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提高违法成本，划定严惩红线，将有助于更好守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周光权说。
　　个人信息保护之路任重道远，需多方联手打通梗阻形成协同共治局面
　　尽管相关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但个人信息保护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斯喜说，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中的一些概念还比较模糊，可能会给实施带来困难，“如何区分对已公开信息与未公开信息的收集、保护，采集信息的目的是自用还是出售、是暂时保存还是长期保存，这几个关系要理清楚并分门别类作出规范，法律才具有可行性。”
　　另一方面，如何在公民权益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是个人信息保护面临的又一项难题。
　　“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的，企业不能因为追求大数据这一核心资产而忽视公民的个人信息保护，同样，也不能片面强调个人信息保护，一味压抑企业在大数据开发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刘俊海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则设计，将会对产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希望这部法律能够在充分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同时，给具体规则的发展和应用留出一些创新的空间，特别是对于未来产业的发展前瞻性地给出一些空间，在动态的过程中去实现多赢。”
　　就监管部门而言，仍需进一步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持续形成高压态势。去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推进“净网2020”专项行动，截至去年12月20日共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3100余起。针对央视3·15晚会曝光的“APP违规收集老年人个人信息”等违规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技术检测并进行严厉查处。类似的打击行动将有助于压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空间，更好维护网络空间秩序。
　　除加强立法、加大打击力度外，守护个人信息安全，还需关口前移抓预防，压实国家机关、企业、网络主体等信息采集方的主体责任，敦促强化内部监管和自律，借助防窃密、防篡改等技术手段筑牢“防火墙”，切实解决滥用个人信息、对个人信息数据管理不力等问题，助推形成协同共治局面。（左翰嫡 黄秋霞）（责任编辑：刘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