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保护主义”“人情案”“关系案”怎么破？(4)

　　——“一个网拍”。推行网络司法拍卖，让拍卖更加公开透明，防止暗箱操作和腐败行为，大大提高了司法拍卖的工作质量和效率，降低了当事人的拍卖成本，解决了财产变现难题。
　　三是推进当庭宣判工作。当庭宣判有效挤压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是实现公正与效率的重要方式，也能树立良好的法院和法官的形象。我在地方法院工作时，就曾强力推进当庭宣判工作，效果较好。我兼任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庭长时，继续大力推进这项工作，重大民商事案件当庭宣判率达到比较高的比例。同时，第四巡回法庭还制定了一个规则，即所有法官不能审理自己“老家”地方的案件。
　　四是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放权于法官检察官后如何防止“同案不同判”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很多举措。比如，“法信”平台可以通过线上检索到之前大量的相似案例，还可提供一站式专业知识解决方案、类案剖析、同案智能推送等服务。

 

　　三、一条“圆线”：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则和启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司法改革必须遵循一系列基本原则，确保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和方向推进。
　　（一）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成立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加强对改革和依法治国工作的领导。截至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共审议68个司法体制改革文件，构建了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顶层设计，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今年10月底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11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实践证明，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    
　　我国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充分证明，“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不符合我国的宪法原则。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执政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不是包办具体案件。
　　（二）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始终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摸清广大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和期待，吃透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状况。
　　一是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我国是单一制且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千差万别，许多问题“一刀切”很难行得通。比如，盗窃罪中“数额较大”的起算标准，是全国一个标准公正，还是“区别对待”公正？这就不是一个简单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统筹考虑。
　　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第一，弘扬传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国法治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古代许多思想、原则都很有价值。要坚持文化自信，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第二，熟人社会、人情社会。我国是传统的熟人社会、人情社会，这有利于团结互助、互依互存、和睦共生。但对司法也有负面影响，易形成“地方保护主义”、“人情案”、“关系案”等。对此，我们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但如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三，“模糊文化”。我国传统文化注重总结、概括、宏观等，而不太重视具体、分析、严格等，这种思维模式和习惯有利于熟人社会和谐相处，但对建设以立法讲究严谨、执法讲究严肃、司法讲究严密和守法讲究严格为主要特征的法治国家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在司法改革中既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推动法治建设发展，需下功夫研究。第四，厌讼文化。司法审判是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更不是最佳方式，它在功能、公正、效率、当事人满意度、维系当事人之间合作和谐等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我国一直重视“德行”的教化，道德的评判与惩罚往往是适用于解决民间纠纷的第一选择。调解等其他解决矛盾纠纷的非诉方式，具有简便、高效、成本低、当事人易于接受、利于维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优势，更符合“厌讼”文化，应当大力倡导和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