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责任倒置和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求(2)

　　记者:民法典并未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侵权责任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标准、幅度作出明确规定。在检察实践中,如何把握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标准? 
　　曹秀峰:在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标准、幅度的具体把握上,可以结合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以生态环境遭受的损失为基准,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标准、幅度的相关规定探索适用。同时,最高法《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在认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标准、幅度时,最高法的上述规定也具有参考意义。 
　　张云波:民法典只规定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领域,未规定惩罚性赔偿的赔偿标准是普遍做法。这主要是因为每个领域的侵权行为都具有复杂性、多样性,都可能涉及不同的部门法调整,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律不宜作出统一规定,具体每个领域的惩罚性标准由相关部门法进行规定更为适宜。如食品安全法第96条关于“向生产者或者消费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商标法第63条关于“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赔偿数额”的规定。环境侵权涉及大气、土壤、水、野生动植物等多个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标准由相关部门法进行规定更适宜。 
　　记者:民法典针对公益诉讼新增了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否要以此为依据提出诉讼请求?此外,是否还能提出其他诉求? 
　　曹秀峰: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从法典层面更加明确了检察机关在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民法典第8编第179条、最高法《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至第23条,这些规定都是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重要法律依据。另外,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今年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应当向社会公开,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等主体有权监督被告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有关行政机关、专业机构对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进行评估,经评估未达到承诺修复目标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继续履行修复义务,或者承担替代性修复费用。这一规定从地方立法层面进一步细化和充实了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的内容,将有助于落实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保障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及时得到妥善治理和恢复。 
　　张云波: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仅是关于生态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的规定,检察机关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系统性理解和适用民法典总则编中的民事责任规定和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结合具体案件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民法典没有检察机关提起环境预防性诉讼的明确规定,可参照侵权责任编第1167条“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或者最高法《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规定。（责任编辑：刘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