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高校一把手监督难(3)

　　高校具有“小社会、大基层”的特点，校内人员规模庞大，同学、同门、同乡等关系复杂，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
　　从落马高校领导的简历看，一些高校校长长期在一个单位任职，利益关系交织，很容易出现问题。王键从1988年任安徽中医学院（2013年升格更名为安徽中医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开始，就一直在该校工作，直到2018年退休。
　　云南省纪委监委分析高校落马领导干部通报发现，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甘于被“围猎”，将公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是高校“一把手”腐败的又一重要原因。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特力更的“双开”通报中则提到，“家风不正，全家上阵吃老板，甘之如饴被围猎，把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对配偶、女儿失管失教”。
　　“出现问题的症结，在于有些高校党委领导作用发挥不够充分、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到位、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处理违纪问题宽松软等。”庄德水认为，一些高校纪委监督责任发挥不够，结合实际监督执纪问责、运用“四种形态”等方面不够有力，也是导致“一把手”出问题的重要原因。
　　庄德水建议，要按照现代大学制度要求，科学配置高校内部权力，形成有效的高校权力制约机制，构建科学完善的权力运行体系；完善高校党建顶层设计，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入手，瞄准权力与利益紧密相连的关节点，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
　　宋伟则建议，要推进形成高校内部自我监督和外部监督的合力，在纪检监察机关发挥专责监督职能基础上，充分动员高校师生员工监督和社会监督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高校权力事项的公开力度，通过信息公开降低腐败风险。
　　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监督效果呈现强化态势
　　前不久，由北京市纪委监委第七监督检查室领办，抽调4所市属艺术类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工作人员，查处了中国音乐学院艺术招生有关问题，目前已处理相关人员4人。中国音乐学院纪委书记、监察专员刘宇介绍：“市纪委监委采用‘领办’这种办案模式，既发挥了上级机关专业素质高、组织能力强的优势，又弥补了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办案经验相对缺乏等不足。”
　　这是推进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高校反腐持续加码的一个缩影。
　　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党委书记和校长列入中央管理的高校纪检体制改革拉开序幕。目前，31所中管高校纪委书记的提名、考察，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主管部门党组进行，对中管高校纪委书记的考核工作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进行。
　　在地方，省属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北京市属高校保留纪委设置，纪委书记任命为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纪委合署办公。截至8月底，33所市属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编制数共计177人，比改革前增加41人，平均每所学校增加1.2人，增幅达30.1%。
　　安徽省纪委监委加强省属高校纪检监察组织建设，向30家省属高校派驻监察专员。今年上半年，虽受疫情影响，但省属高校纪委处置问题线索数、立案数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5.4%、26%。
　　2019年6月以来，天津选择15所正局级高校作为改革试点，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自试点以来，15所高校派驻纪检监察组共处置问题线索689件次，立案61件，相当于改革前高校原纪委近两年的立案数总和。
　　“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几个变化值得关注：第一个变化是高校纪委书记的提名考察发生变化，增强了独立性和权威性；第二个变化是赋予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监察权，大大提升了监督能力，监督效果呈现强化的态势；第三个变化是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和力量不断增强。”庄德水认为，尤为重要的是，高校纪委注重监督高校党委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实现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在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