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引发的探视权之争(3)

　　根据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考虑,法律赋予父或母探望权,前提是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孩子的出生是基于一场对价交易,陈某为求子而出高价,郭某为获取费用而生子,从郭某、陈某认识过程足可以看出二人之间无任何感情,陈某得子后依协议单独抚养孩子,拒绝郭某的探望,郭某自述挂念孩子,但在审理中并未对其生产后关心孩子的生活成长等情况举示证据材料。虽然陈某未举示目前生活资料,但从陈某高价求子的举动看,陈某尽心抚养孩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孩子目前不足二周岁,年龄尚小,心智发育不完善,辨识能力未形成,其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这份稳定有部分来自于家庭的完整和健康,而陈某及配偶冯某能够提供一个这样的环境供其成长,这份稳定有部分来自于排除外界干扰,形成一定的封闭空间,不因身份关系而对孩子造成困扰,让孩子心智、心理发育的过程中不受此困扰,故法院认为作为生母的郭某享有探望权,但基于上述原因探望孩子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故郭某要求探望孩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驳回郭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郭某不服,向镇江中级法院提出上诉。上诉理由如下:第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陈某没有举示相关证据,证明本人探视孩子存在不利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本人不关心孩子,也是缺失常理的错误认定。一审错误认定冯某与孩子有事实的抚养关系。本人怀孕6个多月时双方终止履行协议。孩子出生后,陈某支付给本人的款项,不是代孕费,是陈某主动支付,没有双方合意。孩子出生后,陈某隐匿孩子是违法的。没有证据证明本人是专职代孕,故一审认定本人是专职代孕是错误的。第二,法律适用错误。本人享有对孩子的探望权,不能变相否定和剥夺,一审判决没有正确适用婚姻法的规定,也未依法考量对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一审驳回本人的诉请是错误的。一审法院也未考虑陈氏夫妻的年龄和工作情况,忽略了冯某对孩子的真实情感态度。因此,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本人的诉讼请求。
　　2019年8月13日,镇江中院经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加,不孕不育情况逐渐增多,随之而来的代孕应运而生,我国只禁止代孕行为,对于由于代孕产生的具体问题却无明确规定。但现实生活中代孕现象已岀现较多,由于代孕涉及人物关系复杂,法律关系混乱,尤其是基因母亲、意愿母亲、妊娠母亲的分离,母子关系认定复杂,代孕母亲的探望权有无也就难以确定,常成为代孕案件中的主要争议点。
　　对此,有关法律人士指出,代孕是非法的,不受法律保护,代孕协议无效。代孕行为本身对社会伦理道德的破坏以及跟家庭关系的破坏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伦理观,违背社会风俗。但在自然式受孕的情况下所生育的孩子,代孕妈妈与孩子有血缘关系,从法律上讲,其实就是非婚生子女,孕育的男女双方是孩子的亲生父母,都应该承担孩子的抚养义务,也都享有对孩子的探视权。然而,法院在认定代孕妈妈探望权的问题上,是根据“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确定的。现实中,从事代孕的妈妈,往往不具备抚养、教育孩子的条件,而需求代孕的一方,各方面的条件一般都相对比较优越,对代孕的孩子抚养教育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代孕妈妈在争取探视权时,往往会因不具有“子女利益最大化”的条件而失去探视的权利。
　　具体到本案,承办此案的法官指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某对孩子的探视在本案中是否应当支持的问题。郭某与陈某签订的《合作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故该协议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孩子因系双方自然受孕及郭某娩出,故认定孩子系郭某、陈某之女。郭某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含孩子由陈某一方直接抚养时,郭某享有对孩子的探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