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绝命毒师”：高校化学院副教授开公司制毒(3)

　　在王华看来，《增补目录》的出台一方面源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一方面出于相关部门对国内毒品类似物的预防、管控。因为一旦被列入《增补目录》，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能从事相关物质的研发、生产、买卖、运输等。
　　更严厉的管制态度，出现在《增补目录》出台的两个月后。据《法制日报》报道，2015年11月，公安部禁毒局禁制毒品处副处长肖英侠表示，“列管之后，非法制造、贩运这些新精神活性物质的行为，将按照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争议“国家规定”
　　2017年8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组织了一场“毒品及制毒物品认定标准学术研讨会”。律师朱明勇说，与会专家提到了一个问题：在第三代毒品的列管程序上，存在一个明显的法律漏洞。
　　“这关系到被列管的物质，究竟是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毒品。”朱明勇说，参会的专家们都说知道这个问题，但此前没人公开提出质疑。
　　依据刑法第357条，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等六种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朱明勇认为，这里的“国家规定”，特指刑法第96条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换句话说，由公安部、原国家食药监总局、原国家卫计委等制定的列管目录，不符合刑法对“国家规定”的定义，所以不能作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毒品的依据。
　　“尤其是2015年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和附表《增补目录》，问题相对更大。”包涵解释，因为2005年国务院《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规定，麻精药品目录由食药监部门、公安部、卫生主管部门制定、调整并公布，而《增补目录》的制定单位除了上述三部门外，还加入了国家禁毒委。
　　在朱明勇看来，新精活列管程序方面的问题，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罪刑法定中的“法”，特指刑法。对于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司法机关不能定罪处罚。“在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等级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是法律，国务院制定的是行政法规，公安部等部委出台的是部门规章。在刑事审判中适用部门规章，进行定罪量刑，显然有问题。”朱明勇说。
　　包涵对此的理解是，相关部门对新精活越级列管是出于专业职能的考虑。目前，类似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很常见，比如国家网信办定义什么是网络诈骗，公安部决定枪支标准，国家林业局制定鸟类保护目录。包涵说，如果按照上述逻辑，这些情况都超过了法律授权的范围。
　　一份为新精活定性的座谈纪要
　　据新华网报道，2017年-2018年，中国破获制贩新精活案件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3名，捣毁地下加工厂4个，缴获各类新精活物质1178千克。
　　2017年10月，河南省濮阳市的4名男子因制贩新精活α-PVP被逮捕。而α-PVP正是《增补目录》中的列管物质，俗称“第二代丧尸浴盐”。
　　2018年，4名当事人中的赵某找到了曾为张正波辩护的朱明勇。阅卷时，朱明勇发现了一份特殊文件——河南省禁毒办会同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法院印发的《关于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关问题座谈纪要》（下称《座谈纪要》）。
　　朱明勇说，《座谈纪要》里明确写道“α-PVP应当认定为受国家管制的毒品”，但依据刑法对“国家规定”的定义，河南省禁毒办等部门没有定义什么是毒品的权力。此外，案件庭审前，河南省检察院系统、法院系统就通过内部文件把α-PVP定性为毒品，属于“未审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