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母爱的共鸣让它获得燃爆点后 “李焕英”还缺点什么(2)

《春潮》剧照

　　当然，这些“非常”的母亲在日常的认知之外，离不开电影叙事的巧合和猎奇，但即便日常生活中的母亲，也有看似平衡状态下的“失衡”——一种在母亲身份下抽空自我的痛苦。改编自同名小说的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里，为人妻、为人母的金智英历经艰难，没有重蹈姐姐和母亲的覆辙，最终成为了小说家。但在一个“失衡”的现实环境中，就是这样努力找到“平衡”的故事，依然可以掀起影院外韩国男性抵制的声浪。如果说金智英的故事像是欲言又止的童话，那么美国电影《塔利》的故事则是惊悚的寓言。中年妈妈马洛面对孩子疲惫不堪，重压之下幻想出一个保姆塔利帮助自己。塔利像是年轻的马洛，活力无限，充满魅力，她的人生拥有无限可能。当马洛从梦中惊醒后，她经历了双重的“失去”，失去了唯一的精神慰藉，也失却了自己曾经拥有的无限可能。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双面“地母”的形象
　　金智英和马洛归根结底还是慈母，她们习惯在“失衡”中自我消耗，不会像张爱玲笔下被金钱扭曲的曹七巧，“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甚至亲手毁掉女儿的幸福，为自己的人生带来象征意义上的“绝杀”。但是对于母亲身份的认知惯性，还是套在了金智英、马洛甚至是李焕英的脖子上，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黄金枷锁”。
　　在我们为李焕英的补丁流泪时，也共同参与了一次又一次对“慈母”的塑造。对母爱的依恋本无可厚非，这根植于基本的人伦理性，但是固化的期待对母亲提出了严苛的要求，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自省的视角。《恶行》中吉普赛的母亲病态的依恋行为，被社区解读为无微不至的母爱典范，这才掩盖了控制欲下的恶行。“恶行”与性别固化合谋，因为我们更习惯看到，本来不擅长打补丁的李焕英，为了女儿而拼命练习，最终成为了心灵手巧的母亲。
　　针线和补丁与文艺创作中无处不在的“地母”原型紧密相连，我们可以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看到以此为符号所展现的女性的包容和奉献。然而，“地母”原型其实本具有双面性，荣格提出“既可爱又可怕的母亲”——“母亲”可以指代一切慈母的特质，也可以意指 “任何像命运一样恐怖和不可逃避的东西”。只可惜这样的“母亲”，总在人们的视线之外，无法与“可爱的母亲”组成一体两面的整体。而事实上，对于“母亲”消极面的思考和呈现，是正视女性现实命运的前提，也是对世间复杂多样人性的探求。这不会消解母爱的神圣，而是让更多人体谅母亲的不易，感叹母亲伟大的同时，真正付出行动帮助母亲，关注并填补女性身边的“空缺”；更重要的是，卸下每一个普通女性的心理包袱，无论是否成为母亲，都要更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