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一项历史坐标式的司法制度改革(2)

　　这一制度经过两年试点后在全国推开，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2019年1月，检察环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只有20.9%，但在各地的探索努力下，2020年，这一制度的适用率达到86.8%。
　　新制度中需要完善的问题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初衷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
　　张军在做报告时指出，犯罪嫌疑人能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是否与被害方达成刑事和解、取得被害方谅解是重要考虑因素，这有助于弥补被害方身心及财产受到的侵害，化解社会矛盾，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在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时，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退赃退赔，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但毋庸讳言，作为一项全面实施不久的制度，还存在不少有待完善的问题。其中被讨论最多的是，效率提高之后，如何保障公正。
　　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中，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则应当由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见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等。值班律师是这一制度重要参与者。但目前全国法律援助工作站仅覆盖55%的基层检察院，意味着远没有实现值班律师全覆盖。
　　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昆泼很早就参与值班律师的工作，他感到尽管现在司法解释明确了值班律师的会见和阅卷权利，但是阅卷的具体流程还不清晰，“主要还是嫌疑人有什么疑问，提出申请，我们解答他的咨询”。他更深的担忧是，实践中值班律师更接近于帮助司法机关做通嫌疑人的思想工作，那么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就不免打了折扣。
　　前述报告中，张军也多次强调了值班律师的问题，表示要完善不同诉讼阶段值班律师之间、值班律师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工作衔接机制，更充分发挥值班律师、辩护律师在落实这一制度中的作用。（记者 陈慧娟）（责任编辑：刘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