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欠薪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农民工讨薪难题仍待解(2)
2021-01-08 13:13工人日报浏览：次
年终岁首，欠薪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讨薪案件本身虽不复杂，却往往因为证据不足，可能面临着被法院驳回或败诉的结局。律师指出，这也是很多讨薪案件的共性问题，破解这一难题仍需多方合力。律师提醒农民工，在企业因经营效益不好发生欠薪时，要注意留存证据，尽快止损，及时维护权益。
“手里证据一团乱，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搞不清具体在哪个公司上班，要是没有吉林省总工会律师的全程援助，工钱肯定要不回来了！”日前，李文静等5名农民工在工会律师和法院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与用工企业达成调解，拿回全部欠薪。
年终岁首，欠薪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部分企业用工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工作时不注重留存证据，发生劳动争议也不知如何取证，这些都给农民工讨薪带来很多困难。作为工会律师，王雨琦2020年共处理了54起农民工讨薪案件，其中90%以上存在举证难问题。真正实现农民工欠薪案件清零，道阻且长。
证据太少，曲线求解，险胜！
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应证据，吴鑫和工友们的讨薪诉求最终被仲裁委拒绝受理。拿着这张不予受理通知书，几名农民工倍感茫然。
2017年9月，吴鑫等人入职某科技公司做打磨操作工，当时，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约定月工资为2400元。2018年4月起，老板以经济困难为由开始陆续拖欠工资。当年6月，吴鑫等人辞职，并数次通过微信向老板索要2个月的欠薪4800元，始终未果。无奈之下，2019年12月，几人提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仲裁委让我们提交证据，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弄，还是孩子在网上查到吉林省总工会可提供法律援助的信息，讨薪才有了希望。”吴鑫说。
“当时，他们手中只有通过微信向公司老板讨薪的聊天记录，且因工资发放形式多样，而其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只能证实劳动关系存在，无法证实是否拖欠和具体拖欠金额。”吉林省总工会律师王雨琦说，该案本身并不复杂，只是证据不足，这也是很多农民工讨薪案件的共性问题。
证据不足，诉讼很可能被法院驳回或败诉。根据办案经验，王雨琦律师几经周折，最终拿到公司盖章后的拖欠工资详细名单和金额。不过此时，因吴鑫等人不懂法，主张双倍工资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受疫情影响，该案又延期了几个月才得以开庭。为尽快拿回欠薪，吴鑫和工友们表示可以放弃经济补偿金，在王雨琦的反复释法沟通下，经过庭审举证、质证，企业和农民工们最终达成和解，同意在2020年5月1日前给付欠薪。
“举证难”成共性，有的甚至讨薪失败
2020年7月，当讨薪案最终尘埃落定时，原来的12名工友只剩5人坚持下来。“证据搜集太难，等待也太漫长，如果没有工会律师，我们可能早就放弃了。”李文静说。
李文静和工友们在一家公司工作近6年，从未和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2017年7月，公司开始断断续续拖欠工资，截至2019年10月，已累计拖欠12个月工资，每人拖欠32211元。
“欠了这么多钱不给，老板还让继续上班，我们不干，公司就给我们放假，说等啥时候有钱了，工资结清了，再通知我们上班，这一等就等到了当年底。”李文静说。
“该公司法人名下有两个公司，在一个地点办公，领导班子和财务人员混同，几名农民工到省总申请法律援助时，甚至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具体在哪个单位上班。”王雨琦说。
“手里证据一团乱，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搞不清具体在哪个公司上班，要是没有吉林省总工会律师的全程援助，工钱肯定要不回来了！”日前，李文静等5名农民工在工会律师和法院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与用工企业达成调解，拿回全部欠薪。
年终岁首，欠薪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部分企业用工不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工作时不注重留存证据，发生劳动争议也不知如何取证，这些都给农民工讨薪带来很多困难。作为工会律师，王雨琦2020年共处理了54起农民工讨薪案件，其中90%以上存在举证难问题。真正实现农民工欠薪案件清零，道阻且长。
证据太少，曲线求解，险胜！
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相应证据，吴鑫和工友们的讨薪诉求最终被仲裁委拒绝受理。拿着这张不予受理通知书，几名农民工倍感茫然。
2017年9月，吴鑫等人入职某科技公司做打磨操作工，当时，双方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口头约定月工资为2400元。2018年4月起，老板以经济困难为由开始陆续拖欠工资。当年6月，吴鑫等人辞职，并数次通过微信向老板索要2个月的欠薪4800元，始终未果。无奈之下，2019年12月，几人提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和经济补偿金。
“仲裁委让我们提交证据，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弄，还是孩子在网上查到吉林省总工会可提供法律援助的信息，讨薪才有了希望。”吴鑫说。
“当时，他们手中只有通过微信向公司老板讨薪的聊天记录，且因工资发放形式多样，而其提供的工资银行流水只能证实劳动关系存在，无法证实是否拖欠和具体拖欠金额。”吉林省总工会律师王雨琦说，该案本身并不复杂，只是证据不足，这也是很多农民工讨薪案件的共性问题。
证据不足，诉讼很可能被法院驳回或败诉。根据办案经验，王雨琦律师几经周折，最终拿到公司盖章后的拖欠工资详细名单和金额。不过此时，因吴鑫等人不懂法，主张双倍工资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
受疫情影响，该案又延期了几个月才得以开庭。为尽快拿回欠薪，吴鑫和工友们表示可以放弃经济补偿金，在王雨琦的反复释法沟通下，经过庭审举证、质证，企业和农民工们最终达成和解，同意在2020年5月1日前给付欠薪。
“举证难”成共性，有的甚至讨薪失败
2020年7月，当讨薪案最终尘埃落定时，原来的12名工友只剩5人坚持下来。“证据搜集太难，等待也太漫长，如果没有工会律师，我们可能早就放弃了。”李文静说。
李文静和工友们在一家公司工作近6年，从未和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2017年7月，公司开始断断续续拖欠工资，截至2019年10月，已累计拖欠12个月工资，每人拖欠32211元。
“欠了这么多钱不给，老板还让继续上班，我们不干，公司就给我们放假，说等啥时候有钱了，工资结清了，再通知我们上班，这一等就等到了当年底。”李文静说。
“该公司法人名下有两个公司，在一个地点办公，领导班子和财务人员混同，几名农民工到省总申请法律援助时，甚至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具体在哪个单位上班。”王雨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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