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网络暴力，自诉很无力，公诉有威力(2)

　　专家认为，诽谤、污蔑、诋毁等行为造成的危害，在互联网场域，其影响可能被放大，导致很多网络暴力行为，比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攻击产生更大伤害。
　　网络诽谤对象转向普通人
　　2012年，电影《搜索》上映，讲述了都市白领因为公车不让座的小事，引发蝴蝶效应般的网络暴力，以致被逼到生活死角的故事。虽然难有全面的数据统计，但随着互联网普及度的不断提高，网络暴力这一顽疾，困扰着参与其中的很多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柳思思在《网络语言暴力问题研究》一书中指出，目前网络暴力呈现三大趋势，包括袭击对象平民化、人肉搜索推广化、网络语言谩骂泛滥化。　　从死角寻找出口，谷女士选择拿起法律武器。2020年10月26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余杭区人民法院于12月14日决定立案。
　　12月事件又有了新进展，根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官方发布显示，通过发放检察建议的方式，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造谣当事人郎某、何某两人以涉嫌诽谤刑事立案侦查。
　　对此，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孟迅解释，诽谤罪确属自诉案件，但有例外，即官方发布里所述之规定，“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也就是说，当诽谤行为导致“严重危害社会秩序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处理。
　　检察机关官方发布里也证实了这一原因：“相关视频材料进一步在网络上传播、发酵，案件情势发生了变化，郎某、何某的行为不仅损害被害人人格权，而且经网络社会这个特定社会领域和区域迅速传播，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
　　王四新说，这一个案从自诉转公诉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不多见的，同时受害者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也是不多见的。
　　实际上，不多见背后是维权难的现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分析，侵权主体难以确定、证据难以固定、赔偿难以获得支持等，都是民事诉讼维权道路上的拦路虎。
　　“例如侵权主体难以确定，有时难以明确侵害人，需要平台协助；又如相关事实证据不易固定，网络上的文字视频可能会被删除等等。”薛军说。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博雄认为，就算本案谷女士提起刑事自诉，实际上面临很大的举证难度。“受害人作为刑事自诉原告要承担举证责任，通常受害人自行收集罪证较为困难，受害人一旦举证不能，就面临被说服撤诉或被裁定驳回的尴尬。因此本案通过公诉程序处理，客观上对惩处网络暴力、维护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作用。”
　　公权力之剑的意义
　　有网友称，“天下苦网络暴力久矣”，这句话恰恰折射出公权力介入此案的意义。
　　王四新说，从自诉转为公诉才更能彰显个案背后的警示作用，让那些不太尊重别人，并且习惯性对他人通过网络进行侮辱诽谤的人，有一颗敬畏之心。
　　实际上，从技术手段上看，网络暴力大有改头换面的趋势。例如通过AI换脸等技术运用，可能让谣言、诽谤更加“逼真”，对受害者而言，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加无可挽回，维权也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
　　孟迅说，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网络诽谤、侮辱行为纳入公诉案件范围，拓宽了网络暴力维权的路径。这不仅是对网络施暴者强有力的威慑，也体现了《民法典》实施后对人格权保护的升级。“不仅是针对个案，而是对未来各种形式的网络暴力事件都具无形的约束。”
　　同时，他建议要转变单一事后救济方式，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和平台事先审查，过滤显而易见的违法侵权信息。对于其他侵权信息，可在受害人通知后，由平台采取相应措施，如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同时合理运用民事法律手段，加强对受害人的权利保护，让民事赔偿责任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