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痛后，食野味陋习能否绝迹？(4)

　　据业内专家推算，我国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利用产值，每年至少数百亿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野味产业。
　　2019年2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指导意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种源繁育、扩繁和规模化养殖，发展野生动物驯养观赏和皮毛肉蛋药加工。”
　　2019年12月，武汉陆续出现多名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此后疫情迅速蔓延。新型冠状病毒来源，指向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
　　科学研究表明，近些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如H7N9禽流感、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等，都和动物有关。
　　“这些病毒本来存在于自然界，野生动物宿主并不一定致病致死，但由于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或者侵蚀野生动物栖息地，使得这些病毒与人类的接触面大幅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危及公共卫生安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许智宏等学者指出。
　　志愿者洪武多次到广东等地的农贸市场调查，发现旱獭与鼠类可以大量批发。而旱獭与鼠类都是鼠疫的自然宿主。
　　“两广向来有‘一鼠抵三鸡’的说法，所以鼠类、旱獭等很有市场。它们又黑又大又多，混杂在一起，市场好像‘地狱一角’，但商贩都声称自己是持证合法经营，拿他们没办法。”洪武说。
　　更荒诞的是，鼠类等野生动物被林业部门批准进行驯养、繁殖、利用，然而农业部门却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检疫，食用的潜在危险极大。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动物检疫的范围、对象和规程由农业部制定、调整并公布”。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我国农业部门只颁布了生猪、家禽、反刍动物、马属动物、犬、猫、兔、蜜蜂等约10种动物的产地检疫规程，野猪、野禽等可对应参照上述规程进行产地检疫。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动物无法进行检疫。
　　专家表示，动物检验检疫的标准确实“很令人头疼”。一方面，人类对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毒及其传播方式的了解十分有限，无法制定相关依据；另一方面，从公共卫生安全角度来看，不应该允许相当一部分动物进行经营利用，更不能为其制定检疫标准。
　　“基本沦为一个摆设了。”林业部门一位长期负责野生动物保护的专业人士表示：“野生动物种类太多了，一百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省重点也有一两百种，还有数量更多的‘三有动物’、没有列入保护名录的动物。没法检，不知道检什么东西，根本弄不到位。”
　　呼唤饮食“文明”
　　2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表示，已部署启动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工作。宣布修改法律，是对民声民怨的积极回应。
　　专家学者认为，目前我国野生动物的数量锐减、公共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根源在于对野生动物的滥用。通俗地说，就是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法律既是社会价值观的反映，更应引导社会的理念。在资源匮乏的年代，将野生动物视为“资源”加以利用，是历史的客观局限。现在，中国人普遍接受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立法不应落后于公众意识。原有法律中将野生动物作为“资源”进行“利用”的理念，应该重新审视。
　　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解焱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应该回归“保护野生动物”的初衷和本意，根本还是要为保护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而不是为“利用”野生动物提供法律保障。
　　此外，野生动物保护法不是“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要改变目前法律重在保护濒危野生物种，而非重点保护动物“有效保护几乎为零”的状态。
　　周海翔认为，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健康平衡的生态系统离不开每一个物种。数量巨大的非重点保护动物，才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塔基”和“塔身”，其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绝不弱于处于“塔尖”上的重点保护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