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技术配合打拐寻亲 一张童年照找到失踪19年的孩子(2)

　　2015年,专案组联系了沈阳著名刑事相貌专家、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画像,根据孩子们被拐时3岁左右的照片,模拟出他们10岁左右的画像。
　　根据这些画像,民警前往汕头,花了10天时间,从当地十几万适龄男孩的照片中一条一条比对,用肉眼看是否相像,分析家庭中是否有怀疑的因素,比如男孩和父母年龄差别多大,有几个姐姐,和姐姐年龄差别多大,是否同一年有两个孩子?
　　通过这种“笨”方法,民警从十几万的数据里,挑出300多张照片带回四川,组织家长和幼儿园老师进行辨认。青少年时期正是相貌变化最大的时候,蒋晓玲说,家长辨认时,时常会觉得这都是自己的孩子,看着看着,夫妻之间有时又会为了当初丢孩子的事,陷入争吵。
　　被拐男孩小杰(化名)的父亲桂宏正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提及当时的辨认结果时,总认为真的找到了孩子,因为“太像了,感觉有80%的把握。”辨认最后,民警从这300多张照片中提取了176张“特别像的”进行DNA比对,可最终,一个也没比中。
　　蒋晓玲认为,仅凭肉眼去观察,是很不科学的方法,“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专案组没有放弃,2016年,他们前往汕头筛查2009年左右上户口的男孩,可筛查出的疑似对象数量太多,无法一一调查核实,这项工作最终也只能停摆。2017年5月,他们又找到企业发布定向寻亲信息,印发了1万份寻亲悬赏公告,结果只有十几个电话打来核实情况。
　　如何继续寻找这10名被拐男孩,局面陷入了困境。
　　依托AI技术找回7名被拐儿童
　　2017年,正是人工智能(AI)快速发展的时期,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运用到警方的办案领域。企业已经可以运用人脸识别技术,通过一张照片,和数据库中N个人脸进行比对,找出最相似的一张脸或多张脸。
　　同年底,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到企业调研,在得知人工智能和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后,陈士渠很感兴趣,他想起了四川的这起拐卖案,他曾多次前往四川督办此案,希望找到突破口。事后,他让企业的技术团队和四川警方对接。
　　工作的第一步,是四川警方从家长手中收集孩子被拐时的照片,所幸的是,这10个孩子都保留被拐前的生活照,照片老旧发黄,有的家长们用油纸一层层的包裹,其中年龄最小的,只保留有两三个月大的照片,还有的因为父母长期打工搬家,照片已经丢失,只留有报案时留在警方DNA数据库的扫描文件。
　　在四川警方工作人员蒋晓玲看来,当时他们的期待,只是为寻找孩子多一条路,能走通就走,走不通,就再换一条路。
　　收集的10张照片,被统一送往企业的优图实验室里,他们再用数字化高清仪器将照片提取出来。
　　2018年11月,在进行了第一次的比对后,10个文件夹压缩包转交到蒋晓玲的手上。每个文件夹里有101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被拐儿童两三岁的样子,剩下的100张照片,是100个13岁左右的儿童,他们以满分100分制降序排列。
　　这100张照片下方写着分数。蒋晓玲介绍,以75分为例,如果两个人脸比对分数超过75,则这两个人脸是“万里挑一的像”。再如98.3分,意味着照片中的人与被拐儿童有98.3%的概率是同一个人。
　　照片交回到四川警方,后续仍有繁杂的侦查和确认工作。蒋晓玲组织民警,先用四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基础的刑侦和落地工作,最终的认定,还是需要通过DNA的数据比对。
　　比对工作先后进行了三次,第一次的比对,找到4个被拐孩子。2019年2月进行第二次比对,找到1名儿童。2019年3月第三次比对,又找到两名儿童。至此,这10名被拐儿童中,只有3人尚未被确认身份。
　　这个结果让蒋晓玲和团队惊喜,尤其是那张被拐时只有两三个月大的孩子照片,最终竟也能比中。在她看来,这初次的尝试,显示出技术的强大,而同时,算法也在不断进行优化,因此才有了先后三次的比对。至于剩余的三名被拐男孩,蒋晓玲怀疑,有可能不在汕头地区,而他们接下来的工作,除了寻找剩余的三名男孩外,还包括对涉案人员的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