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方向有多重要？习近平从这个故事讲起(2)
2019-07-28 16:21求是网浏览：次
【“学习笔记”按】
2019年第14期《求是》杂志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在谈到政治方向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到长征中的一个故事,发人深省。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
为何习近平总书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其背后有何深意?这个故事是如何发生的?
让我们先从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开始讲起。
故事中的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大的战略问题。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当时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
究竟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中共中央和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当时的川西北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应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为解决这个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北上。
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但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坚持“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此后,北上的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10月胜利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
张国焘坚持错误,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很不得人心。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作战中伤亡很大,难以立足。最终,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这个故事中,“南下”和“北上”的不同,不仅仅是部队行进方向的不同,更是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正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指出: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2019年第14期《求是》杂志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在谈到政治方向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到长征中的一个故事,发人深省。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
为何习近平总书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其背后有何深意?这个故事是如何发生的?
让我们先从这个故事的历史背景开始讲起。
故事中的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对于当时的红军来说可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大的战略问题。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当时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
究竟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中共中央和当时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
当时的川西北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而且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应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强大的军事力量。
为解决这个分歧,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苏区。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并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北上。
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历时数日越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到达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但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坚持“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此后,北上的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于10月胜利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
张国焘坚持错误,率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很不得人心。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作战中伤亡很大,难以立足。最终,张国焘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这个故事中,“南下”和“北上”的不同,不仅仅是部队行进方向的不同,更是政治路线和政治方向的分歧。正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指出: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本网站所发布文章只作为信息传播使用，不代表本网观点）
法务网咨询平台（长按图片识别小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