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药神”涉嫌销售假药罪 买药人求情(4)

　　2014年7月21日，电影原型陆勇，因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被诉至法院。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检察院向法院请求撤回起诉。检察官在决定不起诉的释法说理书中说道：“如果认定陆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陆勇最终被无罪释放。
　　2019年，重庆第五中级法院公布了一起“药神”案。对销售印度版抗癌药易瑞沙的被告人贺某、李某作出二审判决，决定对其免予刑事处罚。该案二审承办法官卢俊莲认为，被告人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并从中谋利的行为妨害了国家药品管理秩序，应作定罪处理。但由于其行为客观上减轻了患者的经济压力，挽救和延续了部分患者的生命，从而认定其犯罪情节轻微，遂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裁判。
　　周小羊表示，严厉打击假药之立法目的可以理解，但这导致类似《我不是药神》原型案例陆勇案屡屡发生也值得反思。他建议最高法以量刑指导意见的形式，或者最高法、最高检以批复的形式对类似药品刑事案件进行从宽指导和调整，防止一刀切，适时修改《药品管理法》，对药品和假药的定义作相应调整。
　　对于刘福应案件中，涉及的精神类药物以及伟哥等药物问题，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认为，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假药的打击非常严厉。无论是代购印度仿制的抗癌药，还是其他精神类药物，只要是未经法律批准生产进口的，从法律意义上来说，都属于假药。
　　罗翔表示，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把销售假药罪定为行为犯，也就是说，只要销售假药，就构成犯罪。不过随着陆勇案的出现，2014年出具了新的司法解释，对于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如果销售量大的话，肯定要追究法律责任。”
　　“现在中国还有很多购买印度仿制药的，一种行为如果是社会生活所允许的，就不宜以犯罪论处，因此司法解释有必要给予出罪。”罗翔建议，目前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的定义进行修改，另一个是，把《刑法修正案八》中销售假药罪从抽象危险犯变成原先的具体危险犯。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朱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没有经过药监局审批的药品就属于假药，有些在国外受到认可的药品在国内并不一定被认可，刘福应所售药品被认定为假药没有问题。
　　朱巍教授表示，中国药品管理严格程度在全世界都位于前列，药品方面问题频出应该引发大家思考，药品制度是否应该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实验药品投放市场周期过长，境外药进口医保无法覆盖，且价格偏高。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应该被尊重，不应该把代购都放在销售假药范畴内，这样把刑法规定的销售假药的行为理解得过于宽泛。”（记者 左燕燕 湖北武汉报道 实习生 王佳珺）（责任编辑：刘晓方）